2014年3月25日讯，今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京津冀蓝皮书》，蓝皮书就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分布、人口流动规律、北京城市功能疏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北京城市人口“郊区化”趋势明显

蓝皮书指出，京津冀城市群城镇人口比例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更是呈现明显提升的态势。2000至2012年，京津冀城市群城镇人口比例平均增速为3.51%，高于3.15%的全国平均增速。2012年京津冀城市群城镇人口比例达到58.93%，高于全国52.57%的平均水平，其中，北京和天津已进入高级城镇化阶段，城镇人口比例分别为86.20%和81.55%，超过世界较发达地区人口城市化平均水平。

根据世界城市化一般规律，城市化人口的比重接近或超过65%以后，中心城区的人口开始向郊区扩散。北京2012年常住人口达到2069.3万人，城市化率达86.2%。在1990至2000年期间，近郊区成为北京人口增长的主要区域。10年间近郊区人口增长了240万人，增长60.15%。远郊区人口增长相对较缓，增长率仅为12.73%。在2000至2010年期间，远郊区人口增速超过近郊区，这10年间近郊区增长率达到49.56%，远郊区人口增长率达到55.82%。从20年的整体来看，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的方向是由内向外。北京西北部海淀、昌平，西南部丰台、大兴等区县人口增长最快。北京虽然城市总人口还在增长，中心城区人口近10年来还有略微增长，但人口向郊区分散的趋势却是非常明显的。

 京津两城人口数占京津冀的60%

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导致京津冀发展缺乏支撑力

蓝皮书指出，河北省众多中小城市之所以规模小、实力弱，是与河北省的高投入、低产出、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分不开的。2012年京津两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京津冀地区的41.7%，GDP占53.7%，财政收入占70.9%；而同期，河北的投资、GDP以及财政收入占比分别为58.3%、46.3%和29.1%。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河北省主要依靠的是投资驱动，产出效率较低，财政收入不足，因此难以对众多中小城市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和财政支持，导致中小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城市对产业、人口以及高端要素的吸纳力不足。

从京津两市周边新城的发展来看，也存在着城市功能不健全，各功能之间在发展时序上不协调等问题，如有的产业发展先行，但公共服务发展滞后；有的居住功能发达，但缺乏产业支撑；有的城市定位不明确，缺少综合功能做支撑。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城及中小城镇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等方面作用的发挥。

从城市规模结构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共有城市35个，其中中央直辖市2个，地级市11个，县级市22个。城市规模等级的划分由市区常住人口规模决定，如果按照市区人口在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市区人口在50万至100万之间的属于中等城市，市区人口超过100万的则为大城市的标准，2011年京津冀城市群35个城市中，100万以上的大城市共8个，50万至100万的中等城市3个，5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达24个，城市数量呈“哑铃”型。从城市人口分布结构来看，2011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各等级规模城市人口比例显示，两个超大城市北京和天津常住人口容纳了整个地区的60.82%，远大于其他大中小城市容纳的市区人口总和。超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其他等级城市人口规模偏小，人口规模呈“倒金字塔”型。不仅人口规模分布差异过大，而且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也相差悬殊，反映出京津冀城市群两个超大城市集聚能力强而其他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承载能力弱，中小城市吸纳能力弱而承载能力尚有潜力的现状，这种不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最终会导致区域发展缺乏支撑力。因此需要从较低规模等级的城市中培育和发展出新的更高等级的城市，以提高城市体系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京津冀整体水平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

蓝皮书指出，从经济实力来看，2012年北京和天津两市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占整个京津冀城市群的53.7%。从人均GDP来看，2012年北京和天津人均GDP分别达到14027.13美元和15129.04美元，而河北省人均GDP仅为5838.95美元，不仅远远低于京津两市，甚至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6094美元）。河北省的城市规模及其经济实力，与京津两市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距，反映了京津冀城市群“双核”格局突出，内部发展不平衡。

2012年，北京市、天津市城镇人口比率分别达到86.20%和81.55%，已迈入高度城镇化阶段，而同年河北省的城镇人口比率只有46.80%，尚处在城市化中期阶段，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在2000至2010年期间，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率增长速度并不低，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中居中，三者城镇化率分别增长了13.69%、27.04%和15.98%。但从城镇化率来看，2010年长三角、珠三角的城镇化率分别达到63.7%和82.7%，而京津冀城镇化率只达到55.01%，城镇化率分别比长三角和珠三角低8.69个百分点和27.69个百分点，这说明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还有较大空间。

2012年京津冀城市群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15.12%（其中天津市最高，为23.68%，河北省最低，为7.02%），远远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60.44%和63.37%的水平。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京津冀城市群略高于珠三角，远低于长三角，只相当于长三角的36.95%。

人口涌向京津大城市运行管理面临挑战

蓝皮书指出，由于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着明显的异地城镇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口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小城市涌向北京和天津两个超大城市。据统计，2005至2010年，河北省向北京输送的劳动力平均每年在100万人左右；向天津输送的劳动力平均每年在60万人左右，且呈逐年增加态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北省来京人口为155.9万人，占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的22.1%；而在天津市的常住外来人口中，来自河北省的人数为75.45万人，占天津市常住外来人口的25.2%。

人口涌向超大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北省中小城镇城镇化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水平，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同时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对社会保障、资源环境、电力交通、市政建设、社会治安等方面也带来了巨大压力，使大城市的运行与管理面临严峻挑战。

“卧城”缺乏产业支撑

蓝皮书指出，大量的人口、企业和休闲、娱乐、购物场所在中心城的集中，众多的优势强烈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口和企业的聚集，北京中心城区人口在近10年中内城出现了人口反弹增长。

在以往新城的建设中，由于过于强调转移中心区人口这一目标而忽视了生活与工作配套，众多的人口、企业和休闲、娱乐、购物场所仍然在中心城集中，使得北京的许多新城变成了有业无市的“卧城”。产业聚集和人口集中能力不强，产业支撑作用不明显。卫星城、边缘集团、望京新城、回龙观等“卧城”功能疏解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仅仅把它们作为市区人口疏散的工具，忽视疏散后的市民的生活需求，忽视产业的转移。

以亦庄为例，虽然目前它已经集中了564家企业，却也只是个有业无市的“卧城”，并没有起到疏解人口的作用。这种居住和工作的不平衡，导致上班时间大量人口从周边向中心城集中，下班时，人们又从中心城向周边散去，通勤距离的大大增加，不仅增加了通勤时间，也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更加重了上下班时段的交通拥堵。

通勤距离的增加，引来了大量的人流和车流，不仅远远超出了中心城的承载力，还带来了极大的环境压力。以雾霾为例，2012年北京雾霾天数达到124天，为过去10年之最。2013年1月1日至4月10日这100天里，北京雾霾日数有46天，是常年同期的5.5倍，为近60年最多。全国平均雾霾日数为12.1天，较常年同期偏多4.3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再加上汽车、电器等排放的热量，使中心城热岛效应日益加重，气温也远高于郊区。生活在中心城的人们不仅每天要穿梭在拥挤的人群中，即使回到家，也要饱受噪声、热岛效应等的摧残，疲惫的身心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专家们认为，北京中心城区的人口疏解应从城市功能疏解入手，采取措施鼓励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向新城迁移。对于向新城搬迁的单位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而对于在中心城区的行政机构和医院、学校、科研等事业单位则采取适当限制发展的措施，如限制医院在中心城市改建扩建、限制学校扩大招生规模等。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向新城的搬迁，不仅可以带动这些单位就业人口的迁移，也会通过功能疏解带动中心城区人口向这些新城的迁移与聚集。

要进一步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就需要严格抑制中心城区的开发冲动，控制中心城区的开发改造，通过控制中心城区的建设规模与容积率，保持中心城区房地产价格的适当高位，增加在中心城区的生活成本，促使企业外迁，减少中心城区的就业人口，同时，促使更多居民到新城居住置业，从而达到疏解中心城区功能与人口、缓解中心城区环境与交通压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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