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2020年之前要建立以土地为基础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现全国住房信息联网，推进部门信息共享。
至此，极受关注的全国住房信息联网算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不过，公众有种最直观感受，那就是2020年太远，很多人原本期待成为反腐利剑的住房信息联网，由于留存一 个漫长的可供“转移腾挪”的时间，就像是在给一些贪腐分子大赦免的机会。这也让公众普遍感觉扫兴，一片嘘声。
一边是公众深感失望，一边恰好又有官员站出来刺激民意。比如，最近，广东某市一位国税局官员就向媒体透露，他的房产已处置完毕，目前名下只剩一套房， 他认识的很多官员也已陆续通过各种方式将房产处置，有多套房产的官员会卖掉大部分，或者更名转移，最多留一两套。
“谁会等着联网后上面查到自己，傻子也不会这么干。”这位官员说得如此坦然，甚至还不乏嚣张，真的让人觉得有种难言的隐痛。很显然，如果联网时间严重拖延，这项制度很可能就会形同虚设。那样，官员不是傻子，制度沦为白痴。
2020年太远，住房信息联网本应只争朝夕。问题是，这项制度建设，从过去到现在，始终都没能实现快马加鞭，反倒是经常遭遇“肠梗阻”。
比如，不论是当初住建部定于2011年底改到2012年6月底的推进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还是要求在2013年6月底把住房信息联网工程扩展到500个城市，都出现过严重的“爽约”局面。每次大限过后，也总是在上演“民意早已过河，政府部门还在摸石头”的闹剧。
这种局面，也让政府公信力一再遭受指摘。尽管，相关部门也有辩词，强调这种联网工作在网络技术方面有难度，在基础数据登记方面有阻碍，在信息量处理方面需要时间。但是 ，民意智慧不能受到蒙蔽与侮辱，人们更相信，这个可怕的时间差，也就是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与反腐败进行博弈获得的战果。
事实上，此前针对住房信息联网，一些地方政府官员频繁追问住建部官员——“这个系统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其中对这项制度的反腐功能的警惕与抵触，无时不在。为了保障这项工作的顺利推进，上级政府此前也曾不断向下级政府做各种许愿承诺，甚至通过承诺住房信息数据只做数据统计、分析和汇总，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设置查询服务权限，来鼓励各地“消除顾虑，积极主动按要求完成数据集中”。
特别是，住建部部长姜伟新甚至向各地长官发愿，“只有市委书记、市长和住建部门负责人都同意，同时输入，才能把某一个人的住房信息调出来。”不难发现，这话意味深长。 给人的感觉，像是在放权，又似在妥协。最本质的问题还是，把住房信息联网这把原本可以作为制度性反腐之剑，交到地方最高权力手中来使用。换句话说，要靠住房信息联网来打“老虎”或者拍“苍蝇”，还是先要看地方最高权力的眼色。
以制度底线来与地方权力作交易，这种情况无疑令人难以承受。从某种意义讲，住房信息联网与此前被无数次吁请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样，依然无法挣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捆绑之手，在权力面前如此委曲求全，颜面尽失。这一次，全国住房信息联网把时间推到2020年，一些地方官员当然不傻，不会等到联网后再被查到，而公众却被视为傻子，民意也被玩弄于股掌之间。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住房信息联网还不只是一个切口，用来透视官员财产公开情况。我们更应认识到，在今天，住房的数据信息，可以供楼市调控参考，可以作为征收房产税的相关依据，特别是当信息化成为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支撑，摸清住房信息，本身就是在为国家实现科学管理提供重大依据。如果因为利益集团的捆绑，遭受地方权力干预，就使这项国家任务的推进裹足不前，那势必让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
为此，当前一方面要考量2020年前实现全国住房信息联网这样的时间表，到底是否科学合理，能否通过“大干快上”来提高推进速度；另一方面，就是要为这样制度的推进提供一个合理的路线图，通过分解任务来梳理清楚在推进过程中，可能遭遇哪些利益集团的阻挠，然而通过相关配套制度建设，赋予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法定责任。然而，通过落实问责制，来扫清种种权力干预的路障。
反腐败不应在权力与制度之间，总是留有一个巨大的弹性空间，而应该对腐败真正做到“零容忍”，来用制度手段将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改革在进入深水区之后，也必须有勇气突破阻力，来真正赢得公众的支持。现在，全国住房信息联网不仅要等到2020年了，而且还要面对种种悬念，这些都在考验政府的决心与勇气，接下来，要让住房信息联网成为悬在一些官员头顶的反腐利剑，制度就绝不应在权力面前委曲求全，一再失去应有的刚性。总之，住房信息联网不应成为屡战屡败的国家任务，那样，只会严重损害到政府公信力，破坏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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