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观点
在经济下滑时，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来增加消费，基本是不可能的。刺激消费不是一个单一的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
对大中城市而言，房价上涨会抑制消费，并不代表下行会刺激消费，房价下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信贷控制，首付高了，人们付不起，需要存更多的钱了。
房价下行不是很好的事情，很可能会抑制消费。所以让房价下降不如让房价稳定，让大家不要有房价上涨的预期。
用提高社保增加消费很难
改善养老保险可以提高消费，但是如果这个改善是以提高当前的缴费率为代价，消费反而会被抑制。
新京报：政府出台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后，居民的消费潜能还远未被激活，为什么？
吴斌珍：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大家认可的原因有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医疗、退休都是大问题，会让人感觉到将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不确定因素还包括宏观经济的不确定，这些不确定性导致大家不敢放开消费，需要把钱存着以防万一。
我们的研究发现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会刺激居民更多地储蓄。现在社会分层比较厉害，很多人希望更上一层楼，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所以父母拼命给孩子的教育投资，还想给孩子买个好房子，这些都需要事先储蓄。
新京报：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吴斌珍：如果问政府政策有没有起到作用，那就得问，你的社会保障体系变好了吗？好像是有改变，我们有了新型农村合作社，有了居民医保，养老保险也在推广，数据上看农村在2005年以后储蓄是下降的，但是并没有看到急剧下降，因为不稳定的因素还是很多。
新京报：就是说政策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力度不够大？
吴斌珍：对，这个力度很难衡量。我们也做过一些研究，比如引入新农合，消费增加了5.6%，其实是蛮大的，但现实中有很多别的因素掺进来。比如医疗变得更贵了，有了新农合，医疗机器变得更好了，原来每次去花10块钱，现在每次去要花20块钱。补贴有了，但是自己花的也没变少。
当然，也不能说福利没有变好，因为他看了更好的医生，用了更好的仪器，但总体上，很多因素会把这5.6个百分点抵消掉。
再比如，改善养老保险可以提高消费，但是如果这个改善是以提高当前的缴费率为代价，消费反而会被抑制。
所以，刺激消费不是一个单一的工程，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也非常为难，各个部门之间很难协调。
新京报：现在GDP增长有下行压力，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加困难？
吴斌珍：对，经济下滑时，大家更不敢消费，因为担心明年更糟糕。而且企业也出现很多状况，这时候政府要让社会保障变得更好，让企业或个人多交钱，也不现实。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发现，提高社保缴费率会抑制消费。所以，在这个时候，想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来增加消费，基本是不可能了。
政府可以有一些别的刺激方式，包括宏观上的财政刺激，当然财政刺激也会有负面效果，会挤出个人投资，但是短期来看，财政刺激，比如基础建设，还是能拉动一些需求。
房价下跌也会抑制消费
本来值100万的房子只值50万了，这很可能会抑制消费。所以让房价下降不如让房价稳定。
新京报：你曾做过房价和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目前房价对消费的影响怎样？
吴斌珍：中国居民房屋拥有率是80%以上，这个是很高的。我们曾写过一篇文章，拿12个大中城市做样本，平均来说，房价是抑制消费的。但是，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拿了90多个城市做样本，发现平均下来，房价对消费的抑制效果不明显。
新京报：目前房价出现下行趋势，如果房价降下来会对消费有促进作用吗？
吴斌珍：如果拿90多个城市样本看，效果不明显。对大中城市而言，房价上涨会抑制消费，并不代表下行会刺激消费，现在房价下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信贷控制，首付高了，人们更付不起，需要存更多的钱。所以，下行以后，也不一定能刺激消费。
新京报：什么样的房价涨跌程度能与消费形成互补关系？
吴斌珍：国外的研究显示，房价和消费往往是正相关，其中两个重要原因是财富效应和抵押贷款效应。房价高了，有房的人财富增值了，会刺激消费；房子值钱了，可以拿到更多的抵押贷款用于消费。这两个效应在中国都不明显。中国的投资渠道太过缺乏，加上大家一直有升值预期（高于其他投资渠道的回报的预期），因此我们观察到的是有房的人不是增加消费，而是继续为第二套第三套房的投资进行储蓄。第二个渠道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很难有显著的影响。
我们针对大城市的研究发现房价的快速上涨会抑制消费。因此有必要遏制房价的快速上涨，改变人们的升值预期。原来是所有人都认为房价会上涨，于是省吃俭用把余下的钱投入到房子里去，这是最坏的情况。为什么有泡沫，就是大家把它变成一种投资品，不停地标价，如果房子是一种跟CPI一样平稳增长的东西，那它就变成了消费品，这是比较健康的状态。
新京报：房价下行导致的资产贬值会抑制消费？
吴斌珍：是的，房价下行不是很好的事情，80%的人拥有房子，本来值100万的房子只值50万了，这很可能会抑制他们的消费。所以让房价下降不如让房价稳定，让大家不要有房价上涨的预期。
像修路一样修城会造成浪费
政府应该设计一套机制，让农村的人搬到城镇以后，还能拥有原来集体所有制的权益。
新京报：城镇化会对消费有什么影响？
吴斌珍：城镇化是个一揽子的工程，修路、建学校、建医院，有非农就业才是城镇化，不是把一座城建起来了就叫城镇化，而是要人搬进去享受城市的生活。有工作，孩子能上学，生病有地方看，人们才可能选择在一个地方定居。
人群聚集以后就会有规模效应，就会有商场，集市，菜市场这样的地方。这个规模效应会导致消费增加。城镇化是系统性的工程，如果这一揽子都建好了，那肯定是能刺激消费的。
新京报：会不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扭曲或风险？
吴斌珍：这是不可避免的，城镇化不仅是把人搬过来，还需要就业机会。所以政府提倡城镇化是对的，但如果进行过多的人为建设，像修路一样去修城，就会造成资金的浪费，这些钱还不如贷款给私人企业，让他们投资项目，雇用更多人。
新京报：如何在合理范围内推行城镇化，才能有助于刺激消费？
吴斌珍：本身城镇有自我发展的动力，因为城里的基础设施相对农村还是要好一些，人们还是愿意到城里去住。但是如果因为一些制度约束（比如户籍制度约束）使得他们在城里住得不舒服，那么他们就会回农村。
目前，小城镇的户籍制度已经慢慢放开，转为城镇居民越来越容易。但问题是大家不愿意离开农村，因为农村有地，变为城镇居民以后地的收益（包括可能的征地补偿）就没了。
政府应该设计一套机制，让农村的人搬到城镇以后，还能拥有原来集体所有制的权益。一边鼓励他们去城镇住，一边保留他们在农村的权益，这对促进城镇化有很大好处。
新京报：所以要顺应城镇自然发展和农民的意愿。
吴斌珍：是的。有城镇化苗头的话，政府就可以顺着推一把，改善城镇的基础设施。农村的权益把农民捆绑在农村里，要想办法解脱这种捆绑。有人说反哺农民，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反哺方式，欢迎他们来城市居住，同时保留他们在农村的权益。
干预价格是因为缺少其他工具
直接干预价格并不好，但政府往往缺乏其他工具去做。最好的方法是调节供给，但见效并不快。
新京报：你在原来做的关于药品降价的研究中提到，降价并不能很好地实现政策的初衷，为什么？
吴斌珍：以前降价只是行政性降价，它的很多配套都没有变好。新药的审批没有跟上，药厂完全可以改变药的剂量和名称来重新上市，这样就换汤不换药了。
更根本的是医院没有被激励去用低价的药，人为地压下价格，医院也总有办法换一种药，不开低价药，这是典型的没找到问题根源的解决政策。
我看了药品的进出口情况，加了管制以后药品进口就增加了，进口药的价格就高了，毕竟医院是靠这个盈利的。政府本来想价格下来以后能把医疗支出降下来，但其实没有降下来。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政府对价格的干预？
吴斌珍：虽然直接干预价格并不好，但政府往往缺乏其他工具去做。最好的方法是调节供给，但见效并不快。行政性的降价是最快的，短期效果最好，所以也需要理解政府。
就限定猪肉价格的上涨为例，政府短期调节供给就意味着拿出储备肉，但这个量是很有限的。鼓励农民多养猪，但是这需要一年时间。美国很少有直接的价格干预(有价格管制)，是因为不允许政府这么做。假如没有这个工具，政府就会想办法改进制度，改进农产品管理。
■ 同题问答
Q：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改革比较关注哪方面？
A：我比较关注教育，教育改革比医疗改革还要糟糕。教育的数据公开的也不多，这几年的教育改革也比较多，比如高考，就近入学划片等等，但这些政策都不是特别根本的改革。
Q：未来十年哪个行业最具有投资前景？
A：应该是互联网信息产业，这是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一个行业。虽然是技术密集型，但技术也来自于人，不是靠机械的，它更取决于创新性想法（idea）。
Q：你最尊敬的经济学家是谁？
A：哈吉·柴堤（Raj Chetty），他2013年刚拿了克拉克奖，是研究税收的，我现在也关注这一方面，中国的税收还是有很多问题，商品价格是含税还是不含税的差别很大，他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棒。
Q：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个话题？
A：知识分子当然有社会责任，比如大部分经济学家之所以选择经济学，就是抱有经世济民的理想或责任感，想为民众、为社会出一份微薄之力。社会上一直批判知识分子没有责任心，但这句话只对少部分人成立。大部分学者都对自己有清楚的定位，不会在没有做研究的情况下就乱加评论。
■ 人物
经济学改变了“女愤青”
吴斌珍是典型的工科女，本科毕业于西安交大核能和热能专业。考研时，她翻看范里安（美国经济学者、现为谷歌首席经济学家）的书，觉得特别有意思，于是决定跨界经济学。
“他思考问题，看待社会的方式，很独特。”吴斌珍说，从小受到的教育，让她对很多东西都有价值判断，也会用这个价值判断去想问题，但范里安改变了她。
“范里安的书让我觉得好像打开了一个世界，其实很多事情不要一上来就进行价值判断，应该先分析为什么，了解事情的根源，知道了根源就不会简单地批判这个事情应不应该。”这是吴斌珍读书后的收获。
转眼，与经济学已经结缘十几年，吴斌珍说经济学已经改变了她的思维方式。“我原来就是个愤青，对好多问题都看不下去，但是现在，我就会比较理性。”
吴斌珍还讲了一个她听过的笑话，说有人做试验经济学，测谁自私谁不自私，发现学过经济学的人都很自私。
她说，其实不是自私，而是理性，学过经济学的人会想，我要不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想就不得了。
“很多时候愤青是一种情绪，没有太多思考在里面，而思考就会变得‘冷漠’，但这样的好处是人是理性的，得出的结论是稳定的，不会反反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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