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家居报道

11月26日，第四届中国家居业重塑产业链价值体系大会暨网易家居2019战略发布会于广州举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先生为我们带来以《企业如何应对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为主题的分享，以下为演讲实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余斌

各位来宾，各位企业家：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出席第四届中国家居业年会。

各位都知道，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对我们的外部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如何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趋势，让我们民营企业能够走向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我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

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前三季度经济形势，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提出了以下重大判断。首先，经济运行稳中有变，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前三季度6.7%，大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发展态势。在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的同时，“变”主要是我刚才说的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导致我们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民营企业座谈会的时候说“一些民营企业家反映，说现在民营企业发展面临三座大山，所谓三座大山说的是：1、市场的冰山。需求的增长逐步回落，竞争日益激烈，所以企业面临了市场需求下降所带来的压力，他叫市场的冰山；2、融资的高山。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尽管是一个老问题，但是今年以来随着货币政策的调整，随着去杠杆的不断推进，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一步凸显，这叫融资的高山；3、转型的火山。面临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面临我们传统经济优势的逐步削弱，企业转型升级刻不容缓，但是转型升级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又面临重大的挑战。

当然，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说了，我们如何看待部分企业的经营困难？这实际上是发展中的问题，是情境中的困难，是成长中的烦恼。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中国的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过度依赖于投资就一定会带来政府的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的快速积累。过度依赖于出口，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很显然这些问题都会集中暴露出来。

为什么会出现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开始暴露？从原因上来说，他认为是长期或短期、内部或外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政治局会议主要强调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从原因上来讲：第一，我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了，我们正在进入的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知道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我们处在攻关期，这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说的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我们处在爬坡过坎的这么一个关键阶段，这是国内内部环境发生变化，对企业，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压力。

第二，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这里主要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单边主义，利益全球化思潮派头，导致在过去的四十年，尤其加入WTO以后，中国跟世界良好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

第三，一些政策效应有待进一步的释放。针对这样的情况，今年党中央国务院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是这些政策措施要落实到位，要真正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它有一个时间，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看法，我表示赞同。

所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们知道支撑拉动经济增长主要是三架马车：1、投资；2、消费；3、出口。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主要表现于支撑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的动力在逐步减弱。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中国投资的增长经常处在20-30%的高增长状态，近些年以来，投资的内部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谓重大的变化是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

在过去的5年中，基础设施投资年平均增长达到了20%，但是今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长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10月份，全国财政收入负增长3.1%，当财政收入增长明显下降之后，我们要继续维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增长，它一定会带来政府债务的快速积累，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快速积累。这些年，国外对中国经济清醒的关注，主要是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关注。无论是中央政府债务还是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安全可控。但是在总体安全可控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地方政府债务分布的不均匀，很多地方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达到难以偿还的债务水平，地方政府债务也在快速膨胀。

所以，从去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一方面要逐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存量。中央政府代地方发行国债，逐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存量；另一方面，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并采取终身追究责任、倒查责任之后，地方政府的融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年以来，1-10月份，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回落至5.7%，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增长率。当制造业、房地产投资下降以后，我们依靠地方政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保持了投资的稳定增加。但是，因为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地增长，中央政府采取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逐步化解债务存量的办法，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大幅度下降。在过去很多年，我们整体投资增长达到20-30%的水平，今年以来它的增速低于6%，由此形成经济下行的主要来源。

除了投资增长下降以外，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居民家庭债务快速上升。过去房价高涨，凡是买了房子的人都获得了很高的收益，凡是没买房子的人都是亏了。这样的情况刺激了大量老百姓通过按揭贷款买房，由此带来居民家庭债务快速上升，当居民家庭债务快速上升之后，消费的增长就必然受到影响。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随着经济的稳定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在消费领域，我们观察到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多样化的趋势日益增长，所谓恩格尔系数是家庭购买食品支出占其他总支出的比重，改革开放达到60%以上，到去年，全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首次下降到30%以下，达到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附着的标准化。但是今年以来，很多人开始讨论所谓的消费降级，说今年以来小的增长没有发现奢侈类，跟消费升级相关的产品，它的销售增长明显放缓，包括我们的家居在内。哪些东西卖得好？方便面、榨菜、二锅头……这些东西卖得很好，所以这就是消费降级？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元素是稳定的，居民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主要是大量的按揭贷款卖方存在，由此带来居民家庭债务的快速增长，短期内的消费能力、支付能力构成了压力，我认为这并不代表未来中国消费的基本态势。

居民家庭债务快速上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这也与我们家居行业密切相关。2017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2%，我们要实现城镇化率达到70%，就要基本完成城镇化的任务。要达到发达国家城镇化率80%的水平，应该说我们还差一段较远的距离。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一个阶段，房地产市场都具备稳定发展的态势，但是在房地产这个领域，我们面临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比如在房地产调控的过程当中，我们采取的限价、限购、限贷、限售等一系列政策，必然会带来市场的严重扭曲，影响价格机制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等等。比如，在房地产发展过程当中，中国的人均GDP还没有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2017年全球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中国还不到9000美元，所以我们还没有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就更大了，我们的人均GDP大致上相当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的五分之一，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多一点，还不到六分之一。

但是你从房地产市场来看，我们80%以上的人都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在国外呢？在发达国家呢？大体上只有一半的人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还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居住在租赁的房子里。就中国房地产来说，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租赁市场发展严重不足，未来则需要通过政府的大力支持来补上这个短板，让房地产租赁市场走向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

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区域性的市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地区发展不平衡，房地产一定是一个趋于分化的市场，当房地产市场日益分化的时候，由中央政府统一出台调控政策来调控一个日益分化的市场，是很难达到调控目标的。因此要因地制宜，要因城施策，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当中的作用，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我们这时候提出的叫市场供需、动态平衡，价格合理波动，风险总体可控的目标。为什么要强调风险总体可控？因为中国居民家庭债务主要是按揭贷款买房所形成的债务，这个债务是否安全就取决于房地产市场本身是否安全，如果房地产安全总体是健康稳定的，居民家庭债务就不至于引发大波动。这就是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一方面是投资增长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消费增长的下降。

在外部环境变化当中，主要是中美贸易摩擦，今年以来我们先后到很多地方做调研，跟企业家开座谈会。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从大的应对措施来看，有些企业反映美国加征25%的关税，对他的企业没有影响。那是因为他的企业在全球供应链当中处在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加征25%的关税就意味着企业产品的价格加25%，所以中美贸易摩擦对这些企业没有影响。当然，这只是极少数的企业。有一些企业在关税加征以后，可以采取分担的方式，采取让利的方式，作为供应商和采购商，大家各自做一点让步来共同分担高关税所带来的影响。当然，还有一点，企业是为了保持、保留、保护美国的市场，抱着一种挺难关的态度，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

我们认为，如果贸易摩擦常态化、长期化，它的影响正如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产业链重构和全球价值链体系将会带来重大的冲击。我们先后到东部多个省份去调研，发现无论是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投资还是中国企业自身的规模扩大，往往都会重点考虑中美贸易摩擦未来的趋势，如果这只是一种短期的程度，那么熬一熬可能就熬过去了。但是如果是一个常态化、长期化的趋势，很多外资企业，也有很多中国自己的企业开始考虑把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我们认为如果随着这样的趋势，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印度、印尼、越南这些地方，尽管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但是它的产业配套条件，它的基础设施，它的产业链不完整等等，这些跟中国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果大量企业把生产基地向这些国家转移，很显然我们就有可能在产业转型升级还没有完成，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我们还没有培育出新的核心竞争能力的情况下，我们就可能出现产业的空心化，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从明年的情况来看，投资增长的下降，消费增长的回落，出口增长的下降，三大需求的增长仍然面临下行的压力。要保持6%以上的经济增长，我们认为主要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幅度的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另一方面就是强化政策落地见效。中央出台很多政策，中央出台政策以后，地方政府表态不一，但是到底哪些政策真正落地见效，哪些政策仍然处在空转的过程中？民营企业为什么预期不稳、信心不足？我认为跟很多政策没有真正落地见效有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稳增长往往更多的是从需求这个角度来发力，家具卖不掉的怎么办？家具下乡，财政补贴，保障我们的农民就业。水泥钢材卖不掉，我们过去更多稳的途径是以扩张需求为主。今天我们应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什么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需求已经发生变化了，供给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导致国内生产的产品难以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所以大量的中国人到海外去，以购买日用品存储。需求变了，为什么供给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主要是因为有一系列体制或机制障碍阻碍了供给侧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说通过改革消除制约供给调整的体制或机制障碍，从而让供给侧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让供给能够满足需求，同时供给的创新还可以创造新的需求。

从稳的手段来说，过去这些年我们往往是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为主。高铁、高速公路、城市地铁，我们用了大量的财政资源，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来达到稳增长。我们认为现在应当转变到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为主来稳定增长。如果企业税费负担能够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企业的信心能够改变，对未来充满着信心的话，企业就会扩大投资，就会增加生产。如果企业扩大投资、增加生产，我们同样可以达到稳增长的目的。

从微观角度来讲，过去四十年，我们提高效率主要是行业间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来提高效率。我们把大量的农民，原来从事低效率农业生产的农民，把他转移到高效率的非农产业部门。我们把大量种粮食的土地，今天把它改成房子，一下创造了很多的财富。这是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大量的生产要素从原来低效率的部门，我们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门，推动整体效率大幅度的提高。我们认为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0%以上，已经下降到了今天20%以下，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所剩无几了。

同时我们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的抓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我们就要坚守耕地红线，无论是农民，劳动力还是土地。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行业内部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所谓行业内部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是说行业优胜劣汰、兼并重组，提高行业的集中度。只有行业的集中度能够大幅度提高，行业内能够不断的淘汰低效率企业，生产和市场才能不断的向高效率的企业转移和集中。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带来行业的竞争能力、行业的盈利能力和行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我认为包括我们家居行业在内，今天刚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我们随便哪个行业，往往在一个行业里同时存在几十家，甚至几千家企业，当行业处在过度分散的状态，过度竞争、恶性竞争不可避免。只有不断的淘汰，行业内低效率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优胜劣汰，行业的集中度大幅度提高，我们才有可能带来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挑到五个数据来比较中国和美国，我们跟美国相比，我们究竟差在什么地方？世界经济总额80万亿美元，美国占其中的24%，中国占15%，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来说，我们跟美国相比，相差9%。2017年，全球人均GDP10700美元，美国人均GDP接近6万美元，所以美国的人均GDP是全球平均水平的5.56%。中国不到9000元的人均GDP，我们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2%。所以很多人说厉害了，我的国，我们在很多方面超过了美国。我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我们不要说超过美国，我们全球的平均水平都没有达到。

接下来的目标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居民最终消费率。所谓居民最终消费率是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美国接近70%，我们跟美国相比有30%的差距。中国有14亿人口，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方面老百姓面临没钱可花的问题；另一方面，老百姓面临有钱不敢花的问题，导致居民的最终消费率占GDP比重跟美国存在明显的差距，导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过度依赖于出口。未来我们要解决老百姓没钱可花的问题，老百姓有钱不敢花的问题来大幅度提升居民的这种消费率，把经济增长真正转变到居民敢消费正确的轨道上来。

服务业增长值占GDP比重，美国达到95%，四分之三的增长是靠服务业来支撑的。中国是51.6%，我们跟美国相比差距很大，在未来，一方面我们要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要大幅度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生活型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城乡结构，在美国投入了1.7%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中国投入了17.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从这儿你就可以看出我们跟美国的差距有多大。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我们在制造业领域通过对外开放，通过与国际接轨，我们大幅度的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在服务业领域，在农业领域，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跟美国相比，差距明显。所谓差距就是潜力，就是经济增长的空间，正是由于我们有这些明显的差距，这就奠定了未来在相当长一个阶段，中国仍然有可能保持中高速增长，从而实现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目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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