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组团式发展”的指引下，广州应该是多中心，每个组团各有侧重，但又都独自一体，居住与产业协调发展。问题是，东南西北的“八字方针”提出后，却采取了“跳跃式发展”的前进路径，如向番禺、南沙跳跃，包括把地铁修到南沙。因此，“组团式发展”让位于“功能分区”的发展思路，即各个区域设定不同的功能，简单化地把一些区域分别划为以居住为主或以产业为主的区域。于是，睡城是居住的，各种商务区是上班和办事的，集中了高楼林立的写字楼和公共设施。
《南方日报》策划的“大城故事”第一章讨论“睡城”的起因。其实，把成因弄准确了，办法也就容易找到了。
目前，在广州确实有许多人是所谓“住在‘睡城’的人，做着中心区的梦”，说的是“睡城”主要用于睡觉，上班、子女入学、看病养老乃至社交、文娱活动通常都要回到中心区。在早些时候，番禺讨论这种“钟摆族”生活，提出要改变功能分区属性，让居住与就业、消费同一化。而有关分析认为，睡城的出现与房地产造城有关。主要理由可能是人们举例最多的睡城代表就是华南板块或所谓华南大盘。
表面看，睡城的形成，一方面是房地产“造城运动”所致，但开发商确实无法提供政府和市场应该提供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市政功能，最多也只能部分提供；另一方面这更多的是政府缺位所致，即配套设施没有跟上，因此，居住者只好在睡城与中心区之间来回奔波，这多少也是拥堵严重的原因之一。其实，除广州之外，其他城市也都大同小异。
在我看来，睡城的出现也与规划者们的理念有关。记得2000年左右，与广州主持规划的官员们讨论，他们认为要解决“摊大饼”这个中国城市规划的最严重问题，就是搞“组团发展”，并自称广州引领了“概念规划”和“组团发展”等城市规划新思维。
按照当时的城市发展理念，广州规划如下：都会区由旧城大组团、南翼大组团、东翼大组团、北翼组团构成，呈多中心、网络型的空间结构。旧城大组团建设成为广州城市传统的商业贸易中心、环境优美的历史文化名城；东翼大组团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依托，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导向，建设成为广州制造业的基地；南翼大组团发展基于信息网络技术和知识经济的新兴产业，建设综合性新城区；北翼组团集中发展航空运输业、现代化物流业、仓储业、无污染轻型工业、都市型农业，增强交通枢纽、生态屏障功能。都会区的主要发展方向为东部、南部，空间布局的基本取向为：南拓、北优、东移、西联。
可以看出，这种“组团式发展”的指引下，广州应该是多中心，每个组团各有侧重，但又都独自一体，居住与产业协调发展。问题是，东南西北的“八字方针”提出后，却采取了“跳跃式发展”的前进路径，如向番禺、南沙跳跃，包括把地铁修到南沙。因此，“组团式发展”让位于“功能分区”的发展思路，即各个区域设定不同的功能，简单化地把一些区域分别划为以居住为主或以产业为主的区域。于是，睡城是居住的，各种商务区是上班和办事的，集中了林立的写字楼和公共设施。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珠江新城。原先珠江新城是搞八大功能的CBD，甚至包括会展功能，但后来开发商裹足不前，于是，政府软下心来，以最高2800元的楼面地价出让大量住宅用地，导致一时间CBD里主要是住宅区。很快规划大佬们又搞了个《珠江新城规划检讨》，认为要少建住宅，集中搞商业写字楼和公共设施。这多少也迎合了政府对城市形象的追求，于是，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少年宫等四大建筑集中放在一起。
我曾经观察过莫斯科的七大公共建筑布局，基本是四面八方各建一个。上世纪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也是学这套，布局相对分散，相对集中的天安门配有大型广场。“功能分区”则有些相反，走过了头，就导致睡觉归睡城，上班到CBD或产业园区。早期的广州开发区和近年的科学城就是纯粹为广州人上班设计的地方。在中新知识城的规划中开始有所改变，注重产城联动。
目前的问题是，已经形成的这么多“睡城”怎么办？
一方面，新城建设要坚持中新知识城的思路，尽量将一个片区里实现“产城融合”，就近上班，就近工作。番禺的金山谷这个大型小区也有这种设计思路，避免了华南大盘的弊端。当然，工业园区可以“功能分区”为主。另一方面，对已经形成的“睡城”，则尽量在附近的一些新城建设中更多地吸纳“睡城”的人就业。如华南大盘附近规划番禺新城、南站商务区、国际创新城，把就业和消费留下来，减少睡城，至少减少钟摆族，减少交通通勤流。彭 澎
(作者为南方民间智库专家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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