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多短命，至今已觉不新鲜。在这个事上，有太多的新闻和评论，最适合读的其实是“旧文赏析”。
最新的话题是广州8亿元建成的陈家祠广场刚刚四年即要推倒重来，再往前是柳州斥资7000万元建设的柳宗元铜像，尚未完成就要拆掉。再往前追溯，云南河口2.7亿元建成的文化长廊花费3亿元拆除。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投资2.5亿元，只使用了区区二十年，已经是业界良心了。据计算，“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因过早拆除房屋浪费数千亿元。
短命建筑，往往是政绩工程的另一种说法。
新华社官方微博“新华视点”昨日报道，全国目前叫停663个“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存在弄虚作假的436起问题中，共有418个人被查处。这是中央首次大规模叫停“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先用几个亿建起，再用几个亿拆掉，政绩工程就在拉抽屉式的规划中变成瓦砾。所谓政绩工程，资金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税收，一是举债。在会计上，他们最后应该形成城市的“资产项”，但我们只得处理成“坏账项”。坏账多了，资不抵债，是要破产的。对于企业，是董事长总经理和全体股东扛着，对于城市，只有全体纳税人扛着。收益和风险不匹配，是要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政绩工程烂尾，短命建筑开花，都在于此。
在信托市场，有一个中国式说法，叫做刚性兑付。投资者总是相信，也总是被最后的结果加固这份“相信”，那就是信托产品不会破产，风险再大，兑付也是刚性的，政府不会见死不救。这是典型的收益和风险不匹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无法为其定价，资源配置一定是扭曲的。
收益和风险不匹配，也存在于政治市场。我们市场经济中有很多怪现状，往往是权力不受约束的后果。尽管城市建设有规划，有预算，但都抵不住“一言堂”和“家长制”。地方的“一把手”很多都是“三拍”干部，即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一言兴邦，一言废邦，掷硬币的游戏，全凭概率做主了。
当用钱都是“一把手”说了算而规划和预算说了不算的时候，当出现烂尾、浪费和失误也不用承担相应责任的时候，短命建筑和政绩工程就是“不匹配”后的理性结果。不管它们有多么不合理，不管当时还是后来有多少人欲言又止，来自“一把手”权力的背书，实现对短命建筑和政绩工程的刚性兑付。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美其名曰力排众议。
因此，怎样监督“一把手”的权力，怎样让规划和预算在城市建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让后者形成制度上的卡位，卡住权力的随意和滥用，是将短命建筑和政绩工程减少到最低程度的根本。这也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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